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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祖奇诉上海医达新技术研究所股权纠纷案

来源:上海公司法律顾问律师     时间:2017-05-09

上海股权纠纷律师略谈屠祖奇诉上海医达新技术研究所股权纠纷案
【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屠祖奇
  被告(上诉人):上海医达新技术研究所
  原告屠祖奇于1992年向上海市长宁区计划经济委员会申请,拟成立上海医达新技术研究所。1992年10月18日,该企业发起人拟订一份企业章程。该章程规定:
  本企业是劳动群众自愿、自筹资金并以股份形式投入;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万元,每100元为一股,共计股份500股,均为职工个人股。职工个人股股金在企业生产经营期间不得提取,但遇职工死亡、退休、调离、辞职或被企业辞退、除名、开除等情况,可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全部或部分退还给持股者或合法继承人;企业利润分配、重大决策、股权结构变化等问题,由全体股份持有者(或其代表)讨论决定;企业设立职代会,成员由投资参股各方选举或协商产生;职代会的职权为:对本所重大事件进行决策;正副所长任免等。职工离职退股按下列程序办理:本人申请;企业常设机构讨论、董事长批准。章程明确该章程由职工大会讨论通过。解释权属本所职工代表大会。
  同年1992年10月29日,上海市长宁区计划经济委员会批复同意上海医达新技术研究所试行股份合作制的实施方案和企业章程,并明确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职工(代表)大会。据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于1992年11月5日核准上海医达新技术研究所成立,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屠袒奇为法定代表人。上述企业章程亦作为企业注册文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原告屠祖奇诉称:原告系被告的股东,同时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1996年底,原告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但劳动关系并未与被告脱离,仍以股东身份参加企业的股东大会。然被告于1999年1月3日召集部分股东,以原告已不是被告职工为由,作出强制其退股的决议。且被告在经营期间,拒绝原告行使对企业财务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原告无法查看被告的财务账册。原告作为被告的股东,至今未分取过红利。据此,原告认为被告侵害了原告的股东权益,提出请求:确认被告于1999年1月3日作出关于原告屠祖奇退股的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判令被告排除对原告行使股东监督权的妨碍,让原告查阅企业财务账册;判令被告支付自1996年至1998年期间原告应当分取的红利61 280元;确认被告于1999年9月5日作出关于原告屠祖奇股份转让给他人的股东大会决议无效。
  被告上海医达新技术研究所辩称:原告辞职是辞去所有工作,并已离开被告单位。被告是依据有关政策及公司章程作出股东大会决议的,该协议应为有效。原告已不是被告股东,也无权对被告行使监督权。被告对1996年的财务状况已作了财务审计,应按企业财务状况作出是否有红利。而1999年9月5日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已明确将原告的股份转让给被告法定代表人。故不同意原告的请求。

【审判】
  一审法院查明,被告成立后,经过增资扩股,原告共持有被告股份500股。1996年11月25日,原告向被告呈交了书面辞职报告,申请于1996年12月1日起,辞去所内具体工作及董事长与法人代表职务。此后,原告即未再到被告处工作。1997年3月3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被告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变更为王志超。1999年1月3日,被告召开董事会,原告参加了会议,但于中途退出。
  1999年1月28日,上海宏大会计师事务所接受被告的委托,对被告1996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1996年度损益表进行了审计。确定该企业前年度亏损人民币84 818.71元,本年度利润人民币101 149.03元,未分配利润6月末余额为人民币16 330.32元。
  一审法院认为,经有关国家管理部门明确及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被告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其最高权力机构为职工(代表)大会,企业章程的解释权也在职工(代表)大会。原告于1996年向被告董事会申请辞职后,未再到被告企业供职,故其辞职请求应为真实意思表示,且已成为事实。按国家规定及被告企业章程,原告在离开被告企业时,应当按章程向被告退股。但原告在离开被告后未向被告申请退股。被告于1999年1月3日和同年9月5日两次召开“股东大会”并明确要求原告必须退股,明显违反了被告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对于原告离职退股的有关事宜,被告至今未召开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而被告在1999年9月5日的“股东大会”决议中要求原告退股的价格,既未在企业章程中明确规定,也未与原告协商,且无先例可供参考,故该决议无效。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其行使监督权设置妨碍,但被告未按有关法律规定和企业章程,定期公布其财务账册及经营状况,影响股东行使监督权,应予纠正。投资人有权按照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和经营状况,在企业权力机构作出分配方案后,按分配方案分取红利。被告在实施分配方案时未通知原告,责任在被告。被告应当按照以往已实施的分配方案,以同股同利的原则,对原告所持有股份予以相应收益。遂判决:
  一、被告于1999年1月3日及1999年9月5日两次所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无效;
  二、被告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企业的法定章程,在每年年底公布企业财务账册及经营状况;
  三、被告应当按照以往对其他股东的分红情况,以同股同利的原则,给予原告屠祖奇相应的投资收益;
  四、原告屠祖奇其他诉讼请求不予准许。
  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称:根据现行有关规定,股东大会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权力机构,故上诉人的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而非职工(代表)大会;上诉人企业章程虽规定离职退股由本人申请,但根据有关规定与企业章程,离职与退股是不可分割的,不存在只离职不退股的情况;上诉人股东大会根据章程规定及企业经营情况所作出的将股金全部退还给被上诉人的决议符合规定,且无须与被上诉人协商;上诉人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均符合有关规定和企业章程,所作决议系有效合法的。据此要求改判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没有法律依据。第一,在适用法律上,上诉人的企业成立于1992年,成立的依据是1992年《上海市城镇集体股份合作企业试点办法》及《条例》,企业运转规则是按企业章程及1997年《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上诉人应该适用这四个规范性文件章程。第二,原审判决书中提出的“原告应当向企业申请退股”,在企业章程中没有“应当”这两个词,被上诉人认为应该是“可以”。在企业设立时,股东之间在1992年9月21日签订的章程是合法有效的。其中规定职工个人入股一般不得退股,但是在离职等情况下可以退股。说明离职按章程规定是可以退股,而不是必须退股。《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中也规定是可以退股,而不是必须退股。应该根据现行的有效的规定来执行。
  二审法院查明:1993年至1996年间,上诉人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共有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在册的规定14人。本案审理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14名在册股东中有部分并非上诉人职工,而所有在职职工均为在册股东。被上诉人于1996年12月25日提出辞职后,上诉人于1997年1月21日召开股东大会,共有10名股东参加会议。大会决议:鉴于屠祖奇调离本单位,决定免去屠祖奇法人代表,推选所长王志超为法人代表。该决议由10名股东签署同意。屠祖奇未参加此次大会,该大会决议上屠祖奇的签名系由他人代签。1999年1月3日,上诉人召开股东大会,共有8人代表10名股东参加。大会决议:原法人代表屠祖奇1996年11月25日自己提出辞职并于同年12月1日离开本所,根据有关文件和本所章程规定,作出如下决议:1.聘请审计机构与资产评估机构对本所财务、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并以此处理屠祖奇所持本所股份股金应退还其本人的数额;2.屠祖奇自辞职之日起,一切在外民事责任及本人之债务、利益均与本所无关。大会决议有8名股东签署同意。屠祖奇参加了此次会议但中途退出。1999年9月5日,上诉人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共有10人代表12名股东参加。大会决议:1.再次重申屠祖奇必须退股;2.屠祖奇原持有的500股股份的股金由本所注册资金一次退还其本人;3.根据有关规定及章程,屠祖奇的500股股金5万元由现法人代表王志超出资购入,填入注册资金,王志超股份变更为665股,股金66 500元。大会决议由8名股东签署同意,另4名股东表示反对。原审判决认定其他事实属实,应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股份合作制是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相结合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企业的经营活动应以国家有关规定和企业章程加以规范。企业的职工同时又是企业的股东。股东地位的确定应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在册的股东名单为准。在本案中,上诉人登记在册的股东中包括了全部上诉人的职工,而上诉人亦无其他非股东的职工。因此,上诉人以全体股东参加的股东大会形式讨论决定企业重大事宜并无不当。1997年1月21日股东大会虽无被上诉人参加,但所讨论及决定的内容与被上诉人申请辞职的意思表示及不再到上诉人处工作的行为并无矛盾。1999年1月3日及同年9月5日的两次股东大会的形式、出席人数、表决的结果及其内容,均与国家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管理规定及上诉人企业章程无悖,其效力均应予以确认。上诉人对此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要求确认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从1996年11月2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辞职时起,直至1999年1月3日上诉人召开股东大会前,上诉人并未就被上诉人辞去职务后的股东地位、股金处理、红利分配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上诉人也未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相应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或向被上诉人退还股金。故在此期间,被上诉人的股东地位并未丧失,其仍享有上诉人股东的权利,包括对上诉人财务状况进行监督及依股份分取红利的权利。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公开财务账册及支付1999年以前的红利,应予支持。原判根据上诉人实际情况对此所作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遂判决:
  一、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和第三项;
  二、撤销判决第一项和第四项;
  三、被上诉人屠祖奇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书: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1999)长经初字第640号。
  一审法院合议庭组成人员
  审判长:张工益;代理审判员:斯慧民、朱爱东。
  二审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一中经终字第1873号。
  二审法院合议庭组成人员
  审判长:朱敏;代理审判员:王峥、郭海云。男,【评析】
  股份合作制是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相结合的企业组织形式,从90年代初开始的企业股份合作制试点,为搞活中小集体企业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探索了一条具有生命力的新路,但是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设立、变更和实际运作中,存在大量不规范的做法,国家和各地方体改部门先后出台了若干相关规定,对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进行指导和规范,由于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法律地位没有在国家法律法规中真正得到确立,体改部门的规范性意见也不具有法规的效力,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问题仍然大量存在,但由于缺乏相应法律法规作为判断依据,因此股份合作企业的纠纷诉讼至法院并由法院作出判决的案件并不多,
  本案纠纷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涉及到股份合作企业的设立(包括工商登记、企业章程、股东登记)、运作(包括企业权利的行使、股东权益的保障)和变更(包括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股东的变更),还涉及到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后企业某些登记内容的有效性问题,合议庭考虑在国家法律法规无相应规定的情况下,本案纠纷的处理一是要参照国家和上海市有关股份合作制的规范性文件,二是要尊重由企业自主通过、工商机关备案的企业章程和企业权力机构决议的效力,三是要保护投资者、股东及职工的合法权益,四是要以保持社会和企业的稳定、维护股份合作经济健康发展为目标,在这几项原则的指导下,合议庭充分考虑了各方当事人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案件作出了最终处理,本案的处理不仅体现了合议庭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民法基本原则和国家政策的理解能力和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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