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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能否用排除法推定继承人的存在?

来源:上海公司法律顾问律师     时间:2017-12-26

徐某某诉深圳协利汽车企业有限公司等股权继承纠纷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深中法商提字第5号

  申请再审人(原审原告):徐某某。
  委托代理人:张某,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深圳协利汽车企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某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某某,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香港协利维修公司。
  东主:李某。
  委托代理人:徐某,北京市XX(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徐某某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协利汽车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协利公司)、香港协利维修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协利公司)股权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区法院)(2010)深罗法民二初字第10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2年12月6日作出(2012)深中法商申字第3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徐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某、被申请人深圳协利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某某、香港协利公司东主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湖区法院经审理查明,1981年4月14日,深圳协利公司注册登记成立,登记股东(发起人)为深圳市轻纺工业公司XX综合加工厂(出资比例为50%)和香港协利公司(出资比例为50%),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董事长为张应某,副董事长为郭添某,总经理为李盆,副总经理为江达某。
  1990年1月24日,郭添某去世。
  1990年3月22日,深圳协利公司在深圳召开了临时董事会,并形成了如下董事会纪要:深圳协利公司于1990年3月22日在深圳协利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召开临时董事会,研究处理副董事长郭添某先生因病故后的股权等问题,做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如下纪要:一、郭添某先生在深圳协利公司的股权25%,由谁来继承,需经深圳市公证处调查及作出书面决定,董事会予以办理。((董事长张应某,董事江达某、李盆、何兰某,郭伟某(以郭添某先生的女儿身份)在纪要上签署了姓名,徐某某在郭添某先生妻子处未签署姓名,但于1990年5月11日在该纪要尾部书写了如下内容:本人同意董事会纪要内容,但由于香港法律不承认郭伟某是郭添某的亲生女儿,所以本人不能签名。
  1993年1月14日,深圳协利公司通过的《章程》记载:甲方中国深圳市XX工业公司属下深圳市XX综合加工厂(法定代表为江达某)与乙方香港协利公司(法定代表为郭添某、李盆)合资成立深圳协利公司;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甲方占注册资本的50%,乙方占注册资本的50%;合资公司各方可以将其属合资公司的股权转让,但:1.甲、乙双方拥有优先购买权;2.合资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出资额的条件不得比向合资他方转让的条件优惠。3.注册资本转让时,必须得到他方的同意,并经董事会讨论同意后,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有关转让注册资本手续。甲方和乙方均加盖了公章,江达某作为甲方的授权代表签署了姓名,李盆作为乙方的授权代表签署了姓名,乙方的另一代表郭添某因已过世未作签名。
  1994年1月28日,深圳协利公司召开二届一次董事会,免去了郭添某先生的副董事长职务,增补徐某某为董事,决定由股东各方按股份出资112万元赎回第二层厂房,增加注册资本至312万元。1994年8月3日,深圳协利公司向其股东出具一份《关于赎厂房付款的通知》。该通知载明:各股东:根据1994年1月24日第二届一次董事会第七条有关规定,由股东出资赎回厂房第二层700平方米,需款112万元。现按股东投资比例出资如下: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公司股权50%,出资56万元,港方李盆先生股权25%,出资28万元,郭添某先生(即徐某某女士)股权25%,出资28万元,以上款项请各股东于1994年8月30日交到深圳协利公司,9月1日验资,增加实收资本,否则,作弃权处理。通知下部记载:收款单位:深圳协利公司,银行:中国银行水贝办,帐户:×××0540。1995年1月16日,深圳协利公司的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均由200万元变更为312万元,登记股东仍为市轻纺工业公司XX综合加工厂(出资比例为50%)和香港协利公司(出资比例为50%),成员由郭添某(副董事长)、李盆(总经理)、张应某(董事长)、江达某(副总经理)变更为李盆(副董事长)、叶永某(董事长)、江达某(总经理)。1997年4月21-23日,深圳协利公司召开第二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会议纪要记载:承包方深纺集团每年均按期向股东兑现分配利润,港方郭添某先生占25%股权实际分配27.8756万元,郭添某先生96年度红利暂存入深纺集团结算中心专项储蓄一账户,该款由徐某某女士用于落实股份继承权的律师公证交纳税费等相关费用。董事长叶永某,副董事长李盆,董事徐某某、江达某、何兰某均在纪要上签署了姓名。2000年3月24日,深圳协利公司召开第三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董事会决议记载:郭添某先生历年应付未付的红利,从2000年开始分期归还,设立独立账户,等等。董事长叶永某,董事徐某某、刘耀某、朱礼某在决议上签署了姓名。
  另查,1985年10月14日,徐某某与郭添某在香港婚姻注册处登记结婚。该结婚证书“父母姓名”处仅记载郭润某(已故)。
  2003年7月21日,香港生死登记处出具了一份证明文件,证明陈碧某于1980年10月21日死亡。
  2009年8月28日,徐某某在香港关XX律师行关XX律师的鉴证下签署了一份《继承遗产声明书》。该声明书记载:1.声明人徐某某,是被继承人郭添某的合法妻子。2.被继承人郭添某于1925年出生,生前住香港,于1990年1月24日在广东省深圳市病逝;3.被继承人郭添某生前有两次婚史:前配偶陈碧某,于1980年10月21日在香港病逝;其后配偶是徐某某;4.被继承人郭添某的父母均已先于被继承人郭添某逝世,其父母死亡日期及地点均不详。但被继承人郭添某生前曾于1985年10月14日与声明人徐某某在香港登记结婚时,申报其父郭润某已故;当时亦对声明人徐某某说,其母亲也已逝世。5.被继承人郭添某生前与陈碧某、声明人徐某某均没有子女(含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6.已故者,即被继承人郭添某,生前未立遗嘱,没有与他人订立过遗赠抚养协议,没有收养其他子女,没有第三次婚姻。7.被继承人郭添某在广东省深圳市遗有生前所持深圳协利公司25%股权遗产。该25%股权系于1981年4月14日于前配偶陈碧某逝世后才开始持有。除本人即声明人徐某某根据中国婚姻法以配偶身份应享有的上述资产份额外,本人即声明人徐某某现愿意依法继承丈夫,即被继承人郭添某上述遗产。
  2009年9月1日,香港生死登记处出具了一份证明文件,证明郭润某于1949年11月10日死亡。
  2010年1月5日,香港入境事务处人事登记处向徐某某出具《登记事项证明书-香港身份证第A262XXX(8)号》。该证明书记载:一、已故郭添某先生于1951年3月以郭添某的姓名获签发纸身份证(号码690XXX)。1962年6月14日,他重新登记领取身份证(号码A262XXX),并向本办事处提供下列资料:姓名郭添某,出生日期1962年6月时年龄为37岁(未经证实),婚姻状况已婚,配偶姓名陈碧某,由他代为申请登记儿童身份证的子女姓名并无记录;二、1985年10月9日,他的身份证(号码A262XXX)为新身份证(号码A262XXX(8))所取代,而在新身份证上他所登记的出生年份为1925年;三、父母姓名没有提供资料。
  2010年1月22日,徐某某向深圳协利公司董事会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深圳协利公司履行1990年3月22日的董事会决议,并请求继承郭添某在深圳协利公司的股权。因深圳协利公司不予回复,徐某某即于2010年10月27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徐某某继承其丈夫在深圳协利公司的16%股权(50万元/312万元),确认徐某某的股东资格;2、本案的诉讼费由深圳协利公司。香港协利公司负担。
  另查,2011年8月1日,就徐某某查询由已故郭添某先生代为申请登记儿童身份证的子女姓名记录一事,香港入境事务处人事登记处处长周雪某通过香港政府公函的形式予以回复:从你提供的﹤登记事项证明书﹥查核号码646713副本所显示,已故郭添某先生在1962年6月14日重新登记领取身份证至2010年1月5日签发﹤登记事项证明书﹥期间,本处并无由他代为申请登记儿童身份证的子女姓名记录。
  又查,徐某某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向原审法院起诉深圳协利公司,要求法院确认其为深圳协利公司的股东,出资人民币28万元占9%的股份【案号为:(2010)深罗法民二初字第4685号】。在该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香港协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及市轻纺工业公司XX综合加工厂所隶属的深圳市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在该案件的庭审中,香港协利公司认可郭添某持有深圳协利公司25%的股权权益,即香港协利公司名下所持深圳协利公司50%股权中的25%股权权益属于郭添某所有;第三人深圳市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述,登记在香港协利公司名下的深圳协利公司50%股权中的25%实际上属于郭添某所有。原审法院最后判决确认香港协利公司持有的深圳协利公司的部分股权(出资额为人民币28万元,股权比例为28/312)属于徐某某所有。该案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罗湖区法院认为,本案名为股权确认纠纷,实为股权继承纠纷,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郭添某是否为深圳协利公司的股东;二是徐某某是否为郭添某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关于第一个焦点,1990年3月22日的深圳协利公司临时董事会纪要、1994年8月3日深圳协利公司向各股东发出的《关于赎厂房付款的通知》、1997年4月21-23日深圳协利公司召开的第二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纪要、2000年3月24日深圳协利公司召开的第三届第三次董事会决议等文件均明确记载了港方郭添某享有深圳协利公司25%的股权或应享有深圳协利公司的相关利润或红利,可见,郭添某持有深圳协利公司25%股权的事实已被深圳协利公司及该公司其他股东所认可;此外,在(2010)深罗法民二初字第4685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香港协利公司与深圳市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承认登记在香港协利公司名下的深圳协利公司50%股权中的25%实际上属于郭添某所有。郭添某持有的深圳协利公司25%股权虽一直登记在香港协利公司的名下,但该工商登记仅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并不能否定深圳协利公司内部已认可郭添某股东身份的事实。因此,郭添某应认定为深圳协利公司的股东。至于郭添某持有深圳协利公司股权的实际比例,因深圳协利公司于郭添某去世后发生了增资行为,其持有的股权比例由原来的25%变更为50/312。
  关于第二个焦点,首先,从香港入境事务处人事登记处出具的相关资料来看,郭添某自1962年6月14日重新登记领取身份证至其1990年1月24日去世期间,其本人并未向香港入境事务处人事登记处申请登记儿童身份证;但是,郭添某生前有过两次婚姻,徐某某未能举证证明郭添某的前妻陈碧某及徐某某本人是否向香港入境事务处人事登记处申请登记儿童身份证,也即,郭添某本人未向香港入境事务处人事登记处申请登记儿童身份证的情况并不能推断出郭添某没有子女的事实。其次,案外人郭伟某曾以郭添某女儿的身份在1990年3月22日的深圳深圳公司临时董事会纪要上进行签字,之后徐某某虽否认郭伟某为郭添某的亲生女儿,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再次,自深圳协利公司成立至郭添某去世期间,郭添某是否立有遗嘱或者与他人订立过遗赠抚养协议无法考证。最后,徐某某于2009年8月18日在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关XX鉴证下签署的《继承遗产声明书》仅是徐某某的个人意思表示,其所述内容是否真实有待考证,故该声明书不足以证明徐某某为郭添某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徐某某仅系郭添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但并非唯一合法继承人。
  综上,郭添某生前系深圳协利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50/312),深圳协利公司的章程未对股东资格继承问题作出除外规定,故郭添某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均可以继承股东资格。本案中,深圳协利公司于1990年3月22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会议明确指出,郭添某在深圳协利公司的股权25%由谁继承,需经深圳市公证处调查及作出书面决定,董事会予以办理;而徐某某未能提供深圳市公证处的相关文件,也未能举证证明本人系郭添某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因此,徐某某起诉要求继承郭添某在深圳协利公司的相应股权,并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某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由徐某某负担。
  上述判决生效后,徐某某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其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1990年1月14日郭添某在深圳去世,原审开庭时,深圳协利公司向法庭陈述,在郭添某去世的20多年时间里,除了徐某某主张股权继承外,没有其他人主张。(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徐某某穷尽了所有方法寻找郭添某其他继承人的证据,都未果。(三)法院已经查明郭添某从1962年6月14日至1990年1月24日去世,没有向香港入境事务处人事登记处申请登记儿童身份证,这一证据完全可以证明郭添某生前没有子女。但是,法院却据此推断出郭添某生前有子女这一法律逻辑错误。即使郭添某有子女,但二十多年也没有向深圳市协利公司和法院主张某乙,应丧失了继承权。香港协利公司认为郭添某有女儿,但在案件近二年的审理中,未向法院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法院罔顾徐某某提供的大量证据,仅仅以一个叫郭伟某的人曾以郭添某女儿身份在公司临时董事会上签过字,就驳回徐某某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违反了宪法继承法的规定,剥夺了徐某某继承权。同时判决自相矛盾。(一)法院一方面认定郭添某是深圳协利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50/312),也认定徐某某是郭添某的法定继承人,另一方面却判决驳回徐某某继承其丈夫财产的诉求。(二)1990年3月22日公司临时董事会指出郭添海的继承需要深圳市公证处调查及作出书面决定,这一决定的前提是公司必须予以协助和配合,但是,二十多年来深圳协利公司与香港协利公司一直阻挠,致使无法执行该决定,迫使徐某某提起诉讼,法院却以此驳回其诉求。综上,请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改判。
  深圳协利公司辩称: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
  香港协利公司辩称:一、郭添某是香港协利公司的股东,并非深圳协利公司的股东。我国允许公民以个人身份设立合资公司,郭添某和李盆不必以香港协利公司的名义入股深圳协利公司。深圳协利公司成立于1981年,郭添某和李盆完全可以以个人身份直接入股深圳协利公司,而不必借用香港协利公司的名义。其次、在入股深圳协利公司时,香港协利公司并非郭添某的二人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香港协利公司在1980年成立之时和1981年入股深圳协利公司之时公司的股东为多人,郭添某和李盆只是股东之一,香港协利公司并非郭添某、李盆二人所有,不可能以香港协利公司的名义入股深圳协利公司,再次、1990年郭添某去世时,基于香港协利公司的股权已集中到郭添某和李盆二人,出于保护郭添某遗产的目的,深圳协利公司按照郭添某在香港协利公司的股权比例将郭添某的应得利益提存在深圳协利公司,该种处理方式并非确认郭添某是深圳协利公司的股东。最后,深圳协利公司从审批成立到登记的所有资料均显示,香港协利公司是深圳协利公司的股东,而非郭添某。二、徐某某与郭伟某认识,知道郭伟某是郭添某的女儿,徐某某并非郭添某的唯一法定继承人。三、原审法院民事判决错误认定事实,违反法律应予撤销。首先,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无视客观事实,错误认定郭添某持有深圳协利公司25%的股权。其次,该判决违反法律。1、深圳协利公司的增资具有特定性,徐某某不是公司股东不具备出资资格。2、徐某某也明确表示是代替香港协利公司股东郭添某出资。3、深圳协利公司的股东会已作出决议,不确认徐某某的代替出资行为。四、本案不属大陆法院管辖,应予驳回再审申请。本案的实质是股权继承纠纷,继承人徐某某和被继承人郭添某都是香港居民,继承的遗产是香港协利公司的股权。大陆法院审理该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本案已过诉讼时效。
  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已认定郭添某为深圳协利公司的股东,并持有25%的股权,对该认定香港协利公司未提出上诉,亦未申请再审,深圳协利公司予以认可,对此,再审予以确认。再审争议的焦点为徐某某是否可继承郭添某在深圳协利公司25%的股权。经法院查明,徐某某为郭添某的配偶,为郭添某的合法继承人。根据法律规定,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故徐某某应享有继承郭添某合法财产的权利。在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郭添某另有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徐某某可继承郭添某在深圳协利公司25%的股权。因徐某某只主张某乙16%的股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如果另有继承人出现,可另循途径解决。原审以徐某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唯一继承人,从而驳回其要求继承郭添某在深圳协利公司16%股权的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徐某某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徐某某请求确认其为深圳协利公司的股东系另一法律关系,可另循途径解决。至于香港协利公司再审辩称郭添某非深圳协利公司股东、本案不属深圳管辖以及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因香港协利公司未提出上诉,亦未申请再审,故再审对该辩解不予审理。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七)项、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七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0)深罗法民二初字第10310号民事判决;
  二、徐某某继承郭添海在深圳协利汽车企业有限公司的16%股权;
  三、驳回徐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再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共计17600元,由深圳协利汽车企业有限公司、香港协利维修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静
审 判 员  张秀萍
代理审判员  李 力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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