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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诉讼在仲裁中的适用

来源:上海公司法律顾问律师     时间:2017-10-30

股东代表诉讼,又称派生诉讼、股东代位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起诉时,公司的股东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而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方式。

《公司法》第151条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的请求权基础,股东代表诉讼在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已较为常见。但仲裁实践中还较少涉及,原因之一在于部分仲裁机构认为,由股东直接代表公司提起仲裁,突破了仲裁条款的相对性原则。下文结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司法实践,着力于解决《公司法》第151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下,即第三方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与第三方签订了仲裁条款,但公司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拒绝或怠于提起仲裁向第三方主张权利时,股东代表公司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的合法性及实际操作的问题

 

一、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并未突破仲裁条款的相对性

普遍认为,仲裁协议本质上是一种合同,只是仲裁协议是一种用以解决商事纠纷的特殊合同。但由于其本质是合同,就应当具有合同的相对性,就只能规定签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只能解决签订仲裁协议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与他人无涉。在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仲裁协议中,股东并非仲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因此,从表面看来股东代表公司提起仲裁向第三方主张权利,似乎是突破了仲裁协议的相对性原则。

但是,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明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并未突破仲裁协议相对性原则,而仅仅是通过对仲裁协议相对性进行了弹性化解释。

(一)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利益归属于公司而非股东个人。

根据《公司法》第151条第3款之规定,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必须是第三方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而不是针对股东个人的损失。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25条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股东请求被告直接向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若其仲裁请求被支持,利益归属于公司,并不归属于股东个人。股东只能在仲裁请求被支持后,要求公司承担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仲裁支出的仲裁费、调查费、评估费、公证费等合理费用。

深圳中院制定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股东诉讼案件的裁判指引》(下称“深圳中院指引”,2015年10月15日发文)第15条也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的诉讼请求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被告直接向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以上两个规定均明确了,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申请后,若仲裁请求得到支持,所得的利益均归属于公司而非股东。

近期由笔者代理的一起股东代表仲裁案件,在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就该案作出的《裁决书》中,仲裁庭意见提到: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赋予了在公司利益面临损害而公司机关怠于行使救济权利的情况下,公司股东在穷尽了内部救济之后,为了公司的利益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即赋予了公司股东在以公司为实体法律关系主体的争议中提起诉讼、参与诉讼的资格,明确规定了公司股东在特定情形下对公司争议的诉权。公司股东虽然不是系争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通过《公司法》的法定规则获得了在争议解决的程序法律关系中担当适格当事人的地位。《公司法》规定在此种情形下,公司的股东可以成为公司利益的代表,以自己的名义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介入到公司与其他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争议中;但是股东并非直接介入公司与其他主体的实体法律关系层面,争议解决的最终权益归属主体仍是公司本身;股东仅仅是程序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亦即程序法律关系中的适格当事人。

从上述《裁决书》所提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因为争议解决的最终权益归属主体仍是公司本身,所以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经将法律关系分为实体法律关系和程序法律关系。

在现有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中,就争议解决程序法律关系的构建,《民事诉讼法》为了给当事人与相关利益主体以充分的救济途径,以便于合同争议纠纷的及时解决,已经将诉讼主体资格的判断与实体法律关系主体进行分离,拓宽了《民事诉讼法》中“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一起诉条件的范围,赋予了一些非争议实体法律关系主体发动争议解决程序、担当诉讼主体的资格。

(二)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的争议事项,应属于公司与第三方合同项下的争议事项。

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的前提,是股东提起的仲裁请求必须是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有关的争议和纠纷,这本身就是由于仲裁条款的相对性所决定的,也恰恰体现了仲裁条款相对性的特点。若股东提起的仲裁请求并不属于因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产生的争议,自然不能置于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内。

(三)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必须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主体条件并经过《公司法》规定的前置程序。这是对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的程序保障。

《公司法》第151条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和主体要求,即提起的主体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程序上应当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才有权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诉讼。

《深圳中院指引》第4条规定,股东在起诉时及诉讼中均应符合《公司法》第151条第一款规定的持股条件。股东在起诉后因股权变更等原因不再具备《公司法》第151条第一款规定的持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该条也确定了,在提起仲裁时和仲裁过程中,提起仲裁的股东亦应具备相应的持股条件,否则其仲裁请求应当不予支持。

通过以上主体和程序的限制,已经有效保障了公司诉权。只有在公司明示或以行为表示不对第三方提起仲裁的情况下,符合条件的股东方才可代表公司提起仲裁。

(四)《公司法》第151条并未剥夺当事人依据《仲裁法》本应享有的仲裁权益。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局研究员、仲裁员,英国皇家仲裁员协会会员陈建博士在《“股东代表仲裁”法律制度的是与非》(2010年)中提到:如果《公司法》第152条(现行《公司法》已改为第151条)能够剥夺当事人依据《仲裁法》本应享有的仲裁权益,那么,在国内仲裁中,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可能因为公司债务人或公司本身恶意在法院制造股东代表诉讼而受到损害。如果股东代表诉讼进行的同时,被告即债务人作为申请人,根据《仲裁法》第4和第5条规定启动了仲裁程序行使仲裁请求权,这在法律层面上就会导致《公司法》第152条与《仲裁法》第5条的矛盾。如果这个仲裁条款规定的不是在中国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而是在境外进行仲裁,那么,外国仲裁裁决依据中国已经加入的《纽约公约》的规定来到中国的人民法院要求得到承认和执行的时候,中国法院必然处于尴尬的境地。

陈博士还重点提到:《公司法》的本意应该不是要以《公司法》第152条来否定公司债务人与公司之间的有效仲裁协议的法律拘束力,不是要剥夺公司的对方当事人以仲裁方式解决有关争议的权利。


二、司法实践

(一)深圳中院直接认定法院对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人提起仲裁请求的案件,不具有管辖权。

对于公司与第三方签订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股东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深圳中院指引》第三条规定“公司与他人有书面仲裁协议,股东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对他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

在2015年9月8日判决的丁X与国X(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管辖权二审案中,深圳中院认定:

丁某虽非涉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但其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仍应受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因此,涉案的借款合同纠纷应由XX仲裁会审理,人民法院不具有管辖权。

根据以上的《深圳中院指引》和判决,可以清楚的看出法院对于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认为应由仲裁委员会管辖。

(二)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认为股东在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条件时,根据约定的仲裁协议提起仲裁时,约定的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

根据《深圳中院指引》第3条规定,公司与他人有书面仲裁协议,股东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对他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参照(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106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判精神,股东虽非合同的当事人,但是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受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因此,股东有权根据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对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提起仲裁,约定的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也受理了笔者代理的该案,并作出了实体裁决。

(三)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时,仲裁主体身份的确定。

股东代表公司向第三方提起仲裁时,一般有以下两种方式列明主体身份:

第一种方式:股东和公司同时列为申请人。公司作为第一申请人,股东作为第二申请人,第三方作为被申请人。

第二种方式:公司作为申请人,股东作为代表仲裁人,第三方作为被申请人。

笔者认为,两种方式皆有利弊。第一种方式更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要件,即“股东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第二种方式中,股东只是作为一个代表人出现,并未明确股东“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主体地位。第二种方式则对传统的“仲裁协议相对性”的冲击更小。股东此时只是作为公司的代表人身份出现,并无独立的主体地位。此时若公司极其不配合仲裁,股东作为代表人就会陷入被动,导致败诉的可能,这将不利于保护公司的利益。前述仲裁案列明当事人时,该仲裁委员会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对各方主体身份进行确定。

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仲裁也日益成为了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非诉讼途径,有效的弥补了诉讼制度的不足,具有诉讼制度所无法替代的特点和优势。目前,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和研究已比较成熟,但在股东代表仲裁案中,仅“是否受理股东代表仲裁”各仲裁委员会都做法不一,对于当事人仲裁地位的确定也无统一标准。

应当注意到,股东代表仲裁并未突破仲裁协议的相对性原则,可以通过对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的相对性作出扩张解释,以为此类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提供仲裁机构受理股东代表仲裁的法律基础,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对股东代表仲裁的相关问题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以指导各仲裁委员会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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